1、建设工程合同是以完成特定不动产的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合同。 相关书籍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一样，在性质上属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务为目的的合同，但其工作任务是工程建设，不是一般的动产承揽，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工作物是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和施工成果。这也是我国建设工程合同不同于承揽合同的主要特征。从这方面而言，也可以说建设工程合同就是以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或施工为内容的承揽合同。从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来看，承包人主要提供的是专业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施工等劳务，而不同于买卖合同出卖人的转移特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这也是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的主要区别。2、在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各环节，均体现了国家较强的干预。
在中国，大量的建设工程的投资主体是国家或国有资本，而且建设工程项目一经投入使用，通常会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家对建设工程合同实施了较为严格的干预。体现在立法上，就是除合同法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律和法规，如《建筑法》、《城市规划法》、《招标投标法》及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诸环节进行规制。具体来说，立法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干预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①对缔约主体的限制在中国，自然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建设工程合同承包人的主体之外，只有具备法定资质的单位才能成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主体。《建筑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了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具备的条件，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只有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才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此外，对建筑从业人员也有相应的条件限制。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反此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依法无效。在对合同主体经营范围的限制方面，中国立法的态度日趋宽松，但对工程建设单位的主体要求却与这一趋势相反，相当严格。
②对合同的履行有一系列的强制性标准建设工程的质量动辄涉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其质量进行监控显得非常重要。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监控的可操作性，在建设工程质量的监控过程中需要适用大量的标准。《建筑法》第3条规定，建筑活动应当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符合国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标准。建筑活动从勘测、设计到施工、验收和各个环节，均存在大量的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适用。可以说，对主体资格的限制和强制性标准的大量适用，使得建筑业的行业准入标准得到提高，为建设工程的质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③合同责任的法定性。
与通常的合同立法多任意性规范不同，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立法中强制性规范占了相当的比例，相当部分的合同责任因此成为法定责任，使得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责任呈现出较强的法定性。如关于施工开工前应取得施工许可证的要求，合同订立程序中的招标发包规定，对承包人转包的禁止性规定与分包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对承包人质量保修责任的规定等，均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从而部分或全部排除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就其分类而言，建设工程合同可分为勘察合同、设计合同与施工合同，分别以建设工程的不同工作阶段为其内容。此外，监理合同在广义上也是建设工程合同之一种。监理合同是指由建设单位(发包人)委托具有监理资质的监理单位对其发包工程的施工质量、工期、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监督的合同，在性质上属委托合同而非承揽合同。因此，严格说来，监理合同并不属建设工程合同范围，合同法也未将其列入建设工程合同部分进行规定。
依签约主体与合同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合同可分为联合承包合同、总承包合同与分包合同，联合承包合同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共同承包建设工程的合同，通常适用于大型建筑工程或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指由总承包人独立承揽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的合同;分包合同是相对于总承包合同而言的，指总承包人将其部分总承包项目发包于分包人的合同。按总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总承包合同又可分为一般总承包合同与施工总承包合同。一般总承包是指总承包人将全部工程任务承包的合同，而施工总承包合同则仅将施工部分总承包。总承包合同的签约主体是发包人与承包人，而分包合同的签约主体则是总承包人与分包人，发包人并不是签约主体，因此总承包合同与分包合同的效力范围也有所不同。此外，与分包合同相对应的还有转包合同，是指由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工程任务全部交由转包人承担的合同，实际上就是承包人将其权利义务全部转让予第三人的合同。与分包合同为立法有限度地承认其效力不同，转包合同则为中国立法所禁止。